足以并力、料敌、取人而已曹操曰“厮养足也”王皙曰“善分合之变

足以并力、料敌、取人而已：曹操曰：“厮养足也。”王皙曰：“善分合之变者，足以并力乘敌间取胜人而已。故虽厮养之辈可也，况精兵乎？曹说是也。”张预曰：“兵力既均，又未见便，虽未足刚进，足以取人于厮养之中，以并兵合力，察敌而取胜，不必假他兵以助己。故尉缭子曰：‘天下助卒，名为十万，其实不过数万。其兵来者，无不谓其将曰：无为天下先战。’此言助卒无益，不如己有兵法也。”并力，集中兵力。料敌，观察分析敌情。取人，战胜敌人。

夫惟无虑而易敌者，必擒于人：杜牧曰：“无有深谋远虑，但恃一夫之勇，轻易不顾者，必为敌人所擒也。”易，轻视，蔑视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曰：“国无小，不可易也。”

“卒未亲附而罚之”四句：张预曰：“骤居将帅之位，恩信未加于民，而遽以刑法齐之，则怒恚而难用。故田穰苴曰：‘臣素卑贱，士卒未附，百姓不信。’又，伍参曰‘晋之从政者新，未能行令’是也。”施子美曰：“人不可使之无所爱，亦不可使之无可畏。畏而不爱，力胁之也；爱而不畏，姑息之也。爱与畏虽不可偏废而用之，则有先后焉。方其卒未亲附之时，则恩在所先，威在所后，当是时而先之以罚，以使之畏，则人必不服，不服则必不为吾用，故难用。”

卒已亲附而罚不行，则不可用也：曹操曰：“恩信已洽，若无刑罚，则骄惰难用也。”

故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：曹操曰：“文，仁也；武，法也。”赵本学曰：“文，谓恩惠；武，谓刑罚。必以文令之于先，而以法齐之于后，是谓攻则必取之道也。盖处军、相敌，行军之庶务，恩威必用者，行军之大本。徒知其事而不知其本，则虽有其具而不可徒行也。孙子语上不遗下，语粗不遗精，类如此，此所以为兵之圣也。”黄朴民说：“这里所谓的‘文’，指的是精神教育、物质奖励，是‘胡萝卜’；这里所谓的‘武’，是军纪军法，重刑严罚，是‘大棒’。……在孙子看来，只有真正做到教罚并用，宽严结合，胡萝卜与大棒一样不缺，方可‘与众相得’，才能有效地控御全军上下，驱使广大官兵在沙场上视死如归，英勇杀敌，从而赢得战争。”令，教育。汉简本“令”作“合”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、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太平御览》亦引作“合”。吴九龙说：“以作‘合’为是。‘文’、‘武’对文，‘合’、‘齐’亦对文。‘合’亦‘齐’义。《易·乾文言》‘与日月合其明’，即言‘齐’。‘令’或因与‘合’形似而讹，或涉下‘令素行’、‘令素不行’而改，均非是。”齐，整饬，规范，约束。

是谓必取：张预曰：“文恩以悦之，武威以肃之；畏爱相兼，故战必胜，攻必取。或问曰：‘《书》云：‘威克厥爱，允济；爱克厥威，允罔功。’言先威也。孙武先爱何也？曰：《书》之所称，仁人之兵也。王者之于民，恩德素厚，人心已附，及其用之，惟患乎寡威也。武之所陈，战国之兵也。霸者之于民，法令素酷，人心易离，及其用之，惟患乎少恩也。”

令素行以教其民，则民服：梅尧臣曰：“素，旧也。威令旧立，教乃听服。”令，法令规章。素，平常，平时。

令不素行以教其民，则民不服：何氏曰：“人既失训，安得服教？”

令素行者，与众相得也：杜牧曰：“言为将，居常无事之时，须恩信威令先著于人，然后对敌之时，行令立法，人人信伏。韩信曰：‘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，所谓驱市人而战也。所以使之背水，令其人人自战。’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从也。”陈启天曰：“实施教育与整齐军纪，须自平时至战时始终一致，不可仓卒取办，亦不可偶尔为之也。令者，政府之命令也。素者，平素也，平时也。行者，实行也，非徒托空言也。信著者，谓命令之实行，信而有征，昭著于人人之耳目也。政府平时实行命令，始终一致，以教育国民，则国民自必心服。若政府之实行，与其命令不符，或虽实行，而朝令夕改，则国民自不心服。惟政府之实行命令始终一致，信而有征，昭著于世，始能深得民众之心，而令之效死作战也。”刘庆说：“《孙子兵法》认为，将吏爱抚士卒是凝聚军心的重要手段，而军队‘上下同意’，内部和谐，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。为此，除了国君要政治开明，具有强大的民心凝聚力之外，将吏们也要把和军爱兵作为治军的主要内容。其要点是，第一，爱抚士卒。该书所倡导的‘将之五德’之一的‘仁’，就是对士卒宽厚仁慈，要‘视卒如婴儿’，‘视卒如爱子’，使得士卒心甘情愿地‘与之赴深谿’，‘与之俱死’。第二，既要爱抚士卒又要令行禁止。爱兵的目的在于用兵，不能为了施恩而不约束士卒，使其成为‘厚而不能使，爱而不能令，乱而不能治’（《地形篇》）的骄兵悍卒。要把道义上的感化教育与组织纪律上的严格军法军纪有机结合起来，使将吏既取得士卒爱戴，又有令出必行的威信。第三，爱抚士卒要注意方式方法。切忌在爱抚士卒之前，单凭暴虐刑罚而立威；切忌先对士卒施以暴虐，在失去军心后又害怕部下，将吏的这种做法是最愚蠢的，容易造成军心动荡，队伍崩溃；切忌在士卒亲附将帅后，即使违犯律条也不依法论处，要做到爱抚而不娇宠，亲附而不放纵。同时，对士卒的爱抚仁慈、文德教化与军令畅通、信赏明罚要长期贯彻执行，以养成军队的内部和谐一致、令行禁止的良好风气。‘与众相得’是古代兵家将帅治军的重要原则之一，许多优秀将领为团结部众都十分关心士卒饥苦，抚伤问疾，渴不先饮，饥不先食，与普通士卒共度危难，以振士气、固军心。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将帅爱兵故事堪称‘与众相得’原则最有力的注脚。”

兵力并非越多越好，不可一味迷信武力，轻举妄动，而是要足以做到集中兵力、查明敌情、战胜敌人罢了。既无深谋远虑又一味轻敌的人，一定会被敌人擒获。如果士卒还未倾心拥护就施加刑罚，他们会不服，不服，就难以使用；如果已经获得士卒的倾心拥护，却未对士卒施加刑罚，那也不能使用。所以要用仁义之道教育他们，用法令规章约束他们，这样才能必胜。法令平时得到执行，用来训练民众，那么民众就会信服；法令平时未能得到执行，用来训练民众，那么民众就不会信服。法令平时得到执行，说明将领与士卒之间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关系。

地形篇

本篇第一句的前两个字是“地形”，作者遂“首章标其目”，以“地形”二字名篇。“知地”是本篇的重要题旨之一。赵本学曰：“上篇水陆山泽，险阻潢井，牢罗隙陷之类，乃军行在途所经所处之地耳，所经所处亦当设备，是以处之各有其道。此篇《地形》乃论战场之形势，安营布阵之所。”可知《行军篇》与本篇虽均研究地形，但却角度有别，前者是从行军过程中“处军”的角度，而本篇则是从战场上“对敌作战”的角度。

第一段首先提出了“通者”、“挂者”、“支者”、“隘者”、“险者”、“远者”六种地形概念，继而揭示了在不同地形条件下所应采用的战术原则。前三种地形是从敌我双方进出往来方便与否加以区分命名的；后三种则分别是从狭窄、安危、远近的角度命名的。作者强调，以上六种地形的探究，实属“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”。第三段进而指出：“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料敌制胜，计险厄远近，上将之道也。”若在制定对敌战术时，用兵者不知“地”，不懂得地形作为“兵之助”的重要价值，不能根据地形“险厄远近”的不同，机智灵活地运用相应的战术，便难免沦为败军之将。“知此而用战者必胜，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”，这是孙子对军事将领的谆谆告诫。“地”是《计篇》中的“五事”之一，在战前“庙算”环节，“天地孰得”是考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。然而，关于“天地孰得”的具体考量内容，《计篇》却语焉不详。本篇、《行军篇》以及《九地篇》对各类地形的研究，为人们筹算“地”之“孰得”提供了各种路径，可视为是对《计篇》“地”论的展开与深化。

本篇末尾有警句曰：“知彼知己，胜乃不殆；知天知地，胜乃不穷。”要求将领具备“四知”，即知彼、知己、知天、知地的能力。陈启天曰：“本篇始终以将为言焉。为将者能先知此四者，然后乃可开始战斗，以求全胜。然则本篇之要义也。”他还指出：对于以上“四知”，本篇并不是平均用力，而是有所侧重，“知彼知天之事，已见于他篇，故本篇不甚详。本篇所详论者，则以知地为主，而知己次之。虽以《地形》名篇，而实不仅论地形也”。的确，除了“知地”之外，本篇的另外一大题旨是“知己”。对于将领而言，“知己”的关键是清楚自己的弱项，极力避免“六败”。“兵有走者，有弛者，有陷者，有崩者，有乱者，有北者”，以上“六败”的出现，究其缘由，“非天之灾，将之过也”，是将领用兵不当，特别是治军带兵出现重大失误造成的。将领既要关心爱护士卒，“视卒如婴儿”、“视卒如爱子”，但又不能过分宽松，以免陷入“厚而不能使，爱而不能令”的窘境。将领带兵用兵素质的提高，与其是否具备高尚品德有关。本篇对将帅的政治品格提出了一个重要标准，即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而利合于主”，若将其中的“主”改成“国”，去掉其中的忠君思想，而替之以爱国情操，那么这一标准便应成为当代用兵者须臾不能忘记的座右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