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二年将葬故息隐王建成、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

贞观二年，将葬故息隐王建成、海陵王元吉，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预陪送。上表曰：“臣等昔受命太上，委质东宫，出入龙楼，垂将一纪。前宫结衅宗社，得罪人神，臣等不能死亡，甘从夷戮，负其罪戾，置录周行，徒竭生涯，将何上报？陛下德光四海，道冠前王，陟冈有感，追怀棠棣，明社稷之大义，申骨肉之深恩，卜葬二王，远期有日。臣等永惟畴昔，忝曰旧臣，丧君有君，虽展事君之礼；宿草将列，未申送往之哀。瞻望九原，义深凡百，望于葬日，送至墓所。”太宗义而许之，于是宫府旧僚吏，尽令送葬。

贞观二年，唐太宗要埋葬隐王李建成、海陵王李元吉。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陪灵送葬。他们向唐太宗上表说：“我们受命于太上皇，在东宫做事，出入皇帝居住之地，将近十二年。隐太子与皇室一些人勾结，想要叛乱，得罪了百姓和神灵，我们都甘愿受罚受死，担负罪过，但却没有如愿。陛下德义广播，道义超过历代国君，想着过去之情，能够明晓国家大义，展示骨肉间的深情，重新安葬二王。现在离安葬的日子不远了，我们是二王旧臣，他们的丧事，我们应该展现作为臣子的礼节。万事尽毕，可是我们还没表达送葬的哀思。希望在安葬的当天，我们能送二王的灵柩到墓地。”唐太宗感于魏徵等人的情义，批准了他们的请求。于是唐太宗下令，凡是二王宫中的宫吏都去送葬。

贞观五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忠臣烈士，何代无之，公等知隋朝谁为忠贞？”王珪曰：“臣闻太常丞元善达在京留守，见群贼纵横，遂转骑远诣江都，谏炀帝，令还京师。既不受其言，后更涕泣极谏，炀帝怒，乃远使追兵，身死瘴疠之地。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宿卫，宇文化及起逆，盛惟一身，抗拒而死。”太宗曰：“屈突通为隋将，共国家战于潼关，闻京城陷，乃引兵东走。义兵追及于桃林，朕遣其家人往招慰，遽杀其奴。又遣其子往，乃云：‘我蒙隋家驱使，已事两帝，今者吾死节之秋，汝旧于我家为父子，今则于我家为仇雠。’因射之，其子避走，所领士卒多溃散。通惟一身，向东南恸哭尽哀，曰：‘臣荷国恩，任当将帅，智力俱尽，致此败亡，非臣不竭诚于国。’言尽，追兵擒之。太上皇授其官，每托疾固辞。此之忠节，足可嘉尚。”因敕所司，采访大业中直谏被诛者子孙闻奏。

贞观五年，唐太宗对侍臣们说：“忠臣烈士，哪一个朝代没有呢？你们知道隋朝谁是忠孝贞良的人吗？”王珪说：“我听说太常丞元善达留守京城，见群贼乘机叛乱，于是转到江都平叛，向隋炀帝进谏，隋炀帝让他还师京城。炀帝不听劝告，元善达哭着极力劝谏，隋炀帝大怒，于是派遣他到边塞，最后他死在极为偏僻的地方。还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做卫士，当宇文化及起兵叛逆时，独孤盛一人抗拒而死。”唐太宗说：“屈突通为隋将，在潼关作战，听说京城陷落，便领兵向东逃窜。当我们的军队追到桃林的时候，我派遣他的家奴前去招安，他就杀掉他的家奴。后来我们又派遣他儿子去，他却说：‘我蒙受隋朝任用，已经侍奉两代帝王。现在是我以死保全节的时候，你我过去是父子关系，现在我们是仇敌。’于是拿箭射他儿子，他的儿子只好逃走了。最后他所带领的士兵全都逃走。屈突通向东南方向大声痛哭着说：‘我承受国恩，担当统帅，智能与力量都用完了，才导致今天的失败，绝不是我对国家不忠诚。’话没说完，我们追上的兵士就擒住了他。太上皇授给他官职，他托病拒绝了。这种忠义操守，足堪嘉奖。”于是下令有关部门，查访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因敢于直谏而被诛者之子孙，上奏至朝廷。

贞观六年，授左光禄大夫陈叔达礼部尚书，因谓曰：“武德中，公曾进直言于太上皇，明朕有克定大功，不可黜退云。朕本性刚烈，若有抑挫，恐不胜忧愤，以致疾毙之危。今赏公忠謇，有此迁授。”叔达对曰：“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诛戮，以致灭亡，岂容目睹覆车，不改前辙？臣所以竭诚进谏。”太宗曰：“朕知公非独为朕一人，实为社稷之计。”

贞观六年，唐太宗加封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，对他说：“武德年间，你曾向太上皇直言进谏，申明我有打败敌人、平定疆土的功劳，不可以罢免我。我本性刚烈，如碰到挫折，恐怕承受不起忧愤之情，会导致疾病而死亡。今天为了表彰你的忠心正直，所以将你升迁授予光禄大夫一职。”陈叔达回答：“我认为隋朝父子自相残害，是导致灭亡的祸源，我那时怎么能眼看车要翻，而不改变车前进的方向呢？这正是我极力进谏的原因。”唐太宗说：“我知道你并不是为了我一个人，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大计。”

贞观八年，先是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闻，及身殁后，其家卖珠。太宗闻之，乃宣于朝曰：“此人生平，宰相皆言其清，今日既然，所举者岂得无罪？必当深理之，不可舍也。”侍中魏徵承间言曰：“陛下生平言此人浊，未见受财之所，今闻其卖珠，将罪举者，臣不知所谓。自圣朝以来，为国尽忠，清贞慎守，终始不渝，屈突通、张道源而已。通子三人来选，有一匹羸马，道源儿子不能存立，未见一言及之。今弘节为国立功，前后大蒙赏赉，居官殁后，不言贪残，妻子卖珠，未为有罪。审其清者，无所存问，疑其浊者，旁责举人，虽云疾恶不疑，是亦好善不笃。臣窃思度，未见其可，恐有识闻之，必生枉议。”太宗抚掌曰：“造次不思，遂有此语，方知谈不容易。并勿问之。其屈突通、张道源儿子，宜各与一官。”

贞观八年，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。李弘节死后，他的家里要变卖珠宝。唐太宗听了这件事，在朝堂上说：“此人在世的时候，宰相都说他清廉，今天既然这样，那么推举他的人不一定没有罪过。必须好好地查证一下，不可掉以轻心呀。”侍中魏徵乘机说道：“陛下一直说这个人不清白，但没有看到他接受财物。现在你听说他的妻子卖珠宝，又要治他的罪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自圣朝以来，为国尽忠，清廉谨慎，自始至终不改的，只不过是屈突通、张道源罢了。屈突通的三个儿子来应选，有一匹不好的马，张道源的儿子穷得无法维持生计，你没有一句话涉及这件事。现在弘节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，前前后后都大受奖赏。弘节死后，并没有什么关于他贪婪的言论，他的妻子卖掉珠宝首饰，也并没有什么罪过。你认为一个人清白，就什么都好；怀疑一个人不清白，就连举荐的人都要受到责备。虽然说痛恨邪恶没有什么过错，但是喜欢善行却也不见得深厚。我暗暗思量这种做法，没有见到其中值得称道的，我担心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些事，必然产生许多不好的议论。”唐太宗听了拍手称赞道：“这是我不好，没有思考成熟，说错了话。现在才知道，一个人要不说错话也不容易呀，李弘节的事不要再过问了。像屈突通、张道源的儿子，都应该各授予一个官职。”

贞观八年，太宗将发诸道黜陟使，畿内道未有其人，太宗亲定，问于房玄龄等曰：“此道事最重，谁可充使？”右仆射李靖曰：“畿内事大，非魏徵莫可。”太宗作色曰：“朕今欲向九成宫，亦非小，宁可遣魏徵出使？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，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。公等能正朕不？何因辄有所言，大非道理。”乃即令李靖充使。

贞观八年，唐太宗将在各个地方任命重要官吏，唯独京城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，唐太宗决定亲自确定这方面的人选。唐太宗问房玄龄：“这个地方的事务最为重要，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？”右仆射李靖说：“京城的事务重大，只有魏徵才行。”唐太宗生气地说：“我要到九成宫，这也不是小事，怎么可以派遣魏徵出任？我每次出行都不想与他分开，实在是为了让他观察我的是非得失。你们能够正视我的错误吗？为什么刚才所说的却没有道理？”于是命令李靖前往。

贞观九年，萧瑀为尚书左仆射。尝因宴集，太宗谓房玄龄曰：“武德六年已后，太上皇有废立之心，我当此日，不为兄弟所容，实有功高不赏之惧。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，不可以刑戮惧之，真社稷臣也。”乃赐诗曰：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。”瑀拜谢曰：“臣特蒙诫训，许臣以忠谅，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”

贞观九年，萧瑀任尚书左仆射。一次，他与一些大臣在一起宴饮，唐太宗对房玄龄说：“武德六年以后，太上皇有废立储君的意思。我在这个时候的确功劳很大，却不能够被兄弟们容忍，的确害怕赏罚不分明。萧瑀这个人不能用财物引诱他，不能用刑罚威胁他，真是国家的人才啊。”于是赐诗写道：“大风能够知晓劲草的品格，患难能够考验大臣的忠心。”萧瑀拜谢说：“诚蒙您的训诫，赞许我的忠贞，我死而无憾。”

贞观十一年，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，伤其以忠非命，亲为文以祭之。房玄龄进曰：“杨震虽当年夭枉，数百年后方遇圣明，停舆驻跸，亲降神作，可谓虽死犹生，没而不朽。不觉助伯起幸赖欣跃于九泉之下矣。伏读天文，且感且慰，凡百君子，焉敢不勖励名节，知为善之有效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