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爱说“效法孔子删改《六经》以阐明圣道”

徐爱说：“效法孔子删改《六经》，以阐明圣道。”

先生说：“那么就独独只有仿作经书不是效法孔子吗？”

徐爱说：“著书讲经对于圣道是有所发挥的，但仿作经书似乎仅仅是模仿经书，恐怕对圣道的发展没有一点用处。”

先生说：“你以为阐明圣道，是使天理返璞归真用到实践中呢，还是用华美的言辞哗众取宠呢？天下之所以大乱，是因为空有文学兴盛而实践匮乏。假如圣道明白于天下，那么孔子也不必删改《六经》了，删改《六经》，孔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自伏羲画八卦到周文王、周公，这之间解释《易经》的有《连山》《归藏》等，五花八门，多得不计其数。《易经》的圣道被弄得极其混乱。孔子认为天下喜好文饰的风气日益兴盛，知道《易经》将会被歪曲，于是借助文王、周公的学说来做一个总评，认为只有他们的学说才是《易经》的正宗。于是其他的学说都被废弃了，然后天下对于《易经》的阐述才得到统一。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也都是这样统一的。《书》自《典》《谟》以后，《诗》自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以后，像《九丘》《八索》等，一切淫秽逸荡的词句，大概有成百上千篇。礼乐中的名物度数，也是数不胜数，孔子都把它们一概删除，并且做了正确的阐述，于是其他的说法都被废除了。像《书》《诗》《礼》《乐》中，孔子删除时何尝加过一句自己的话？今天《礼记》中的众多阐述，都是后世儒生附会而成的，已经不是孔子删改的原本了。至于《春秋》，虽然大家说是孔子的著作，实际上是鲁国旧史书中的文字。所谓‘笔’就是摘录原文，所谓‘削’就是删除繁杂，是有减而无增。孔子删改《六经》，害怕纷繁复杂的文章扰乱天下人的心，删减得不能再减了，使天下人从此务必去掉华丽的文饰而追求文章的实质内容，而不是用华丽的文字来教化天下。《春秋》以后，繁复的文辞更加兴盛，天下的文风也更乱了。秦始皇焚毁经书得罪了天下士人，是出于私心，不应当把《六经》给焚毁了。如果当时他的宗旨在阐明圣道，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学说，悉数拿来烧掉，那么正暗合了孔子删改《六经》的本意。自秦、汉以后，文辞华丽的风气又一天天兴盛起来了，如果除尽这种风气是不可能的，只有效法孔子，摘录那些与《六经》的阐释相接近的进行宣传表彰，那么其他的怪理悖论也就慢慢地自行灭亡了。我不知道王通当初仿作经书的本意是什么，我深切体会到他的做法有可取之处，认为即使圣人重生，也是不会改变他的做法的。天下之所以没有治理好，是因为华丽的文饰兴盛，而求实之风衰败，人们各抒己见，标新立异，以迷惑世俗取得功名，这只能扰乱天下人的思维，混淆大家的视听，使得天下人崇尚华丽，争相追求文饰，以求在社会上出名，而不再知道还有敦厚实在、返璞归真的做法。这些都是那些著书讲经的人所开启的。”

徐爱说：“著书讲解也是不可缺少的，如《春秋》一书，如果没有《左传》为其注解，恐怕世人也难以知晓。”

先生说：“《春秋》如果必须有《左传》为其注解才能明白，那不是成了歇后语了，圣人为什么要写这些隐晦难懂的文章呢？《左传》多是鲁国旧史书中的文章，如果《春秋》必须参考《左传》一书才能看明白，那么孔子又何必把鲁史删改成《春秋》呢？”

徐爱说：“程颐先生也说过：‘《左传》是案子，《春秋》是对案子的裁断。’比如《春秋》中记载杀害某个国君、征伐某个国家，如果不明白这些事的来龙去脉，恐怕也很难做出判断。”

先生说：“程颐先生这句话，恐怕也是沿袭了世俗儒生的说法，没有领会圣人作这些经典的本意。比如《春秋》记载‘杀国君’，就是杀害国君本身就犯了大罪，何必要问他杀害国君的详细情况呢？征讨的命令由天子发出，书中写讨伐某个国家，这本来就是犯罪，何必要问其讨伐别国的详细情况呢？圣人阐述《六经》，只是要纠正人心，只是为了存养天理、去除私欲，关于存养天理、去除私欲的事，孔子曾经讲过。或者是有人请教，就因人因时酌情做些解说，但也不会说很多，恐怕人们专门在语言上纠缠而忽略了学说的本质，所以他对子贡说‘我不想说什么了’，如果是一些放纵私欲、毁灭天理的事，圣人又怎么肯详细告诉大家呢？那是在助长混乱、引导犯罪呀。所以孟子说：‘孔子的门生没有记载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事迹的，所以他们杀伐征讨的事就没有流传后世。’这就是孔门的家法。后世儒生只讲究研习霸道的学说，所以他们就要知道许多阴谋诡计，纯粹是功利之心，与圣人写作经书的宗旨正好相反，他们如何能想得通呢？”先生因此慨叹道：“不是通达天德的人，是很难和他们讲这些的！”

一二

又曰：“孔子云‘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’者。孟子云‘尽信书不如无书。吾于《武成》，取二三策而已’也。孔子删《书》，于唐、虞、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，岂更无一事？而所述止此，圣人之意可知矣。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，后儒却只要添上。”

爱曰：“圣人作经，只是要去人欲，存天理。如五伯以下事，圣人不欲详以示人，则诚然矣，至如尧舜以前事，如何略不少见？”

先生曰：“羲黄之世，其事阔疏，传之者鲜矣。此亦可以想见，其时全是淳庞朴素、略无文采的气象，此便是太古之治，非后世可及。”

爱曰：“如《三坟》3之类，亦有传者，孔子何以删之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