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永们谢幕之后，11世纪下半叶的词坛更加星光灿烂。王安石、苏轼、晏几道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贺铸、周邦彦和张舜民、王观、李之仪、毛滂、谢逸、万俟咏等明星词人相继登场。而苏轼和周邦彦各自开宗立派，影响更大。

后柳永时代，词史朝着两个方向分流发展。一是继续把词当作音乐文学的歌词来写，强调词的音乐性、可歌性，这在当时是主流，是“本色”、“正宗”。另一个方向是把词当作一种新型的诗体，强调词的文学性，在大体遵循词体音乐特性的基础上，更强调抒情言志的自由。这在当时被认为是“非本色”、非主流而受到指责与批评。前者以周邦彦为代表，后者以苏轼为领袖。苏轼注重的是词作文本内容的创新，便于案头阅读；周邦彦更注重词调音乐上的美听和新调的创制，更适于口头吟唱。苏轼力图拉近诗词的界限与距离，使诗词“一体化”；周邦彦是尽量维护词体自身的独立性而力避与诗同化。

王安石、黄庭坚、晁补之、张舜民、王观与苏轼走的是同一路向，而晏几道、秦观、贺铸、万俟咏与周邦彦的取径相近。

王安石年长于苏轼，但词风与苏轼相近，他的词摆脱了写柔情艳思的轨道，表现他对社会、人生和历史的反思。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是他的代表作。黄庭坚和晁补之是苏轼的门生，不仅人格精神上受到苏轼的感召，作词也是效法苏轼开创的抒情范式，注重写自我的人生感受。

晏几道为人比较倔强孤僻，是政治边缘化的人物，仕途上落伍，生活上落魄，作词也固守传统，不写新兴的慢词，而专写小令，用小令建构他独特的情感世界。秦观虽是苏轼的得意门生，写词却是另辟蹊径，在普泛化的悲欢离合之情中融入自我的生命体验，艺术上情韵兼胜，协律可歌，雅俗共赏。文人士大夫赞不绝口，市民大众也是传唱不衰。北宋时，秦观被认为是最佳词手。贺铸是身兼英武豪侠与柔情文士于一身，既擅长抒豪情壮志，也能写柔情软调；既儿女情长，又英雄气盛。人的长相是奇丑无比，词却写得美不胜收。

世纪上半叶宋室南渡前后，苏轼、周邦彦们先后退出词坛，李清照和叶梦得、李纲、陈与义、张元干、吕本中、陈克、岳飞、赵佶、赵鼎等词人相继登台献艺。这时虽然缺乏东坡、清真那样领袖级的人物，但女词人李清照的横空出世，也足以让此期词坛放射出耀眼的光芒，让后世的词迷们高山仰止。两宋三百多年的词坛，基本上是男性“天王”们独霸天下，惟有此时女性“天后”打破了男性一统江山的格局，与天王们平分秋色，所以这时的词坛并不寂寞。更何况还有岳飞这样顶级的民族英雄、赵佶这样多才多艺的亡国之君加入大合唱呢！

从词史的进程来看，南渡词坛是重要的转型时期。唐五代以来，词一直是作为娱乐性的艺术形式为大众所喜爱，为社会所认同，并不负载政治道德的教化功能，没有社会政治功利的目的。而到了南渡时期，因为民族的灾难，国家的破亡，社会的战乱，促使各种文学艺术形式都要面向社会现实，词体也就承载起歌唱民族苦难、激励民族抗战的功能。从此词体由娱乐性、非功利性的体制向着政治性、功利性的体制转变。张元干、李纲、叶梦得、赵鼎和岳飞的词就充满了政治色彩。吁请抗战复国、反对和议投降，一度成为他们词作的主旋律。过去远离时代现实生活的词作，到此时开始与社会现实、时代生活密切相关，同步发展，词中充满了鲜明的时代感和强烈的现实感。南渡后词坛的主流，是沿着苏轼开启的方向进一步向诗歌贴近，在表现功能上逐步走向诗词一体化。

世纪下半叶，词坛再度辉煌。文武双全的英雄辛弃疾，天下仰慕的状元张孝祥和陈亮，引领时代风气的大诗人陆游，名动天下的江湖游士刘过和姜夔，都是词坛高手。韩元吉、史达祖、高观国等词人也活跃在这一时期。

辛弃疾和姜夔是此期词坛的两大领袖，各树大纛，各成一派。辛弃疾以他英雄的胆识和才气在词境上开疆拓土，打破了原来词体的诸多清规戒律，进一步解放了词体，没有他不能使用的语言，没有他不能表现的情事，真正达到了“无意不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的自由无碍的境界。就像书法大家各体皆工一样，辛疾弃词也是风格多样，刚柔相济，雅俗兼融，庄谐并收。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，随意挥洒，自成妙境。他的创作路向与苏轼词相近，成就地位也是旗鼓相当，所以二人并称为“苏辛”，后世称他们所开创的词派为“苏辛词派”。

姜夔以他音乐家的天赋和艺术家的气质，创作了众多字正腔圆律美的雅词，成为后来雅词的艺术典范。跟辛弃疾致力于开拓词境不同，姜夔更执着于词艺的精致和音律的精美。他写词的方式也与众不同，晚唐五代以来，词人填词，都是先乐后词，即按规定的乐律谱式填词，而姜夔则是先词后乐，先随意写出长短句，然后再谱上相应的乐曲。他传世的部分词作保留有工尺谱，是研究宋代音乐不可多得的文献。他的词往往有较长的小序，犹如写景抒情的小品文，与词作正文相得益彰。他在后世的影响非常大，清代曾出现过“家白石而户玉田（张炎）”的热潮。

辛派的张孝祥，跟苏轼一样是天才型的作家，平生也最敬服苏轼，写起词来奇思幻想，富有浪漫情调，同时也不乏悲壮激昂的篇什。陆游虽然才气超然，但观念上瞧不起词，写词不像写诗那样专注投入，所以词的成就相对逊色。毕竟他是大手笔，写起词来虽然有点漫不经意，但也自具面目。陈亮是政论家，他的词也好发议论，常常在词中表达他的政治主张。人们常说苏轼是“以诗为词”，辛弃疾是“以文为词”，陈亮几乎可以说是“以词为文”了。陈亮词以气势见长，洋溢着满腔的政治热情和民族感情。

姜派词人史达祖和高观国，以词艺的精湛见长。特别是史达祖，工于咏物，一首自度曲《双双燕》，把一双春燕描写得活灵活现，是宋词的经典名篇之一。

历史的车轮驶入13世纪后，随着南宋王朝的日益衰败，词坛也呈现出下滑的趋势，虽然也有一批著名词人支撑着词坛，但毕竟难以重振宋词曾经有过的辉煌。

这时的词人大约可以分为两个创作群体，禀承着两种创作倾向，吴文英、周密、王沂孙和张炎等属于姜派传人，写雅词，唱雅调。他们特别爱写咏物词，在咏物中寄托国家破亡之悲和人生失意之苦。而刘克庄、文天祥、刘辰翁和蒋捷等人属于辛派后劲，他们的词风虽然有些粗豪，但充满着抗争的激情和批判现实的精神。

在这批词人中，艺术成就最高、创造力最强的是吴文英。他的词在艺术结构和表现方式上都独具匠心，常常将不同时空场景中的情事安排穿插在跳跃式的结构之中，精工巧妙，但有时晦涩难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