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么，《传习录》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经典呢？我们先从人物介绍说起，进而对《传习录》的结构略做解说。

王阳明名守仁，字伯安，别号阳明，浙江绍兴府余姚县（今浙江余姚市）人，世称阳明先生。弘治十二年（一四九九）进士，历刑部主事等职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嘉靖六年（一五二七）九月，阳明起复出征广西，次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（一五二九年一月九日）卒于归途中的江西南安（今大余县），故《传习录》的记录实止于嘉靖六年九月。嘉靖初，因平乱有功而被封为新建伯，隆庆元年（一五六七）追赠新建侯，谥文成，万历十二年（一五八四）从祀孔庙。

王阳明的著作有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三十八卷，今存隆庆六年（一五七二）谢廷杰刻本，后被《四部丛刊》初编所收（见参考书目），现在通行的标点本《（新编本）王阳明全集》六册（见参考书目）即以此为底本。《全书》开首三卷即《传习录》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。

从书名看，“传习”两字取自《论语》“传不习乎”一语，按朱熹的解释，“传”谓“受之于师”，“习”谓“熟之于己”，大意是说，师生传授学问。其实《传习录》乃是阳明与其弟子之间的对话记录，是阳明与其弟子在长达十余年期间，就儒学等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对话的“实录”，大多出自其弟子之手，显示出阳明与其弟子的思想互动。在文献学上，这类文本又被称为“语录体”，乃是儒学史上常见的著述形式，例如《论语》及《朱子语类》便分别是孔子及朱熹与其弟子的对话录。

《传习录》上、中、下三卷分别代表《传习录》成书的三个时期，上卷刊刻于正德十三年（一五一八）八月，中卷刊刻于嘉靖三年（一五二四）十月，下卷刊刻于嘉靖三十五年（一五五六）四月。按照陈荣捷《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》（见参考书目，下称《集评》）的条目统计，上卷共一百二十九条，其中徐爱录十四条，陆澄录八十条，薛侃录三十五条。徐爱（一四八七至一五一七）为阳明弟子及其妹婿，正德七年（一五一二）底，阳明与徐爱由南京同舟归越，途中论学不辍，上卷十四条之记当始自是年，其中有关“心即理”、“知行合一”的问题探讨是其重点。陆澄（生卒不详）及薛侃的记录则反映了正德九年（一五一四）至正德十三年（一五一八）之间的阳明思想。

《传习录》中卷是阳明弟子、绍兴府知府南大吉（一四八七至一五四一）在上卷的基础上，新增九篇（《全书》本称八篇）阳明给门生或友人的书信，与上卷合并，于嘉靖三年刻行，又称“续刻传习录”以别于正德十三年的“初刻传习录”，只是《全书》本的《传习录》中卷后经阳明另一大弟子钱德洪（一四九六至一五七四）的增删，已非南本旧貌，彼此间颇有出入，并新增《示弟立志说》、《训蒙大意》两篇附于末。王阳明曾亲见这部“续刻传习录”，并且表示该书的出版对于“共明此学于天下”将会起到一定之帮助，这表明阳明自己是很看重这部书的，尽管他未看到下卷的出版。

《传习录》下卷共收一百四十二条，记录者有陈九川、黄直、黄修易、黄省曾、黄以方等阳明弟子，记录的时间大致在正德十四年（一五一九）至嘉靖六年（一五二七）之间。该本内容主要反映了阳明晚年的思想观点，特别是“致良知”、“万物一体”以及逝世前一年提出的“四句教”最为著名。

将上述三卷合并，收入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之际，又将王阳明撰于正德年间的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（刊刻于正德十三年）附于卷下之末，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《传习录》全本，至此《传习录》的结构最终形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