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晋南北朝以来道教组织形式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即一改太平道、五斗米道“立治置职”、“领户化民”的草堂靖治的宗教活动场所，代之而起的是林立般的道馆精庐。南北朝以来，道团的经济来源不再依靠向道民征收租米，而是帝王后妃、达官富豪的施舍，以及斋醮法事的收入。出家道士可以免除租役，致使入道信徒骤增，集团性的道教组织逐渐形成，促使道士们模仿释氏寺院僧团，建立独立的道院经济体系。因此，道馆的建立与兴盛，是道教改革、道教官方化的结果，同时也是南北朝时代特殊的社会历史、经济、文化思想的产物。

魏晋南北朝道教在门阀士族统治阶级的支持下，经过寇谦之、陆修静、顾欢、孟景翼、陶弘景等著名道士的改革，编撰整理了大批经典、发展了教理教义，制定了完善的教戒律条，充实了斋醮仪轨，使道教以完备成熟的宗教集团从民间走向官方正统宗教，与儒家、佛教鼎立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唐代道教

隋朝末年，社会上广泛流传着“天道改，老君子孙治世”、“杨氏将灭，李氏将兴”的政治谶语。这些谶语，一方面动摇了隋朝统治，统治者因之下令“尽诛海内凡李姓者”，加速了社会的动乱。另一方面，有志之士也利用这一谶语大造政治舆论，蠢蠢欲动。隋大业十三年（），李渊起兵晋阳，道士们积极响应起义军。楼观道士岐晖大肆宣传“李氏兴，天道改”，称李渊为“真主”、“真君”，开仓献粮，支持起义军。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前，自称奉老君旨意，密传符命。道士的附称，实际上是利用老君李姓，附会李渊集团制造皇权神授，以此来号召社会民众，推翻隋朝腐败的统治。

唐代结束了从东晋南北朝以来胡戎交替侵犯、南北分裂的纷乱局面，创造了欣欣向荣、刚健乐观的社会局面。伴随着门户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，波斯的祆教、摩尼教，阿拉伯的伊斯兰教、景教等纷纷从丝绸之路和海上航道传入中土，在长安及大城市商埠出现了礼拜寺等宗教活动场所，进行传教活动。多民族的交往，多种文化思想的交融，多种音乐艺术的交杂，表现了多元文化的形态。与此同时，社会政治中也有一种以宗教作为统摄意识的中心目的，将道教与儒学、佛教综合起来的三教平等互存的形态。因此，在中国历史上，这个时期，可以称为宗教鼎盛时期。

李氏唐朝建立后，尊崇老子为“圣祖”，遮掩唐宗室原为北魏拓跋氏之后的事实，力图抬高唐王朝的社会地位，有目的地利用老子编造政治神话。武德初年，唐高祖称老君显灵下降羊角山，诏令于其地建立太上老君庙，举行盛大的崇祀活动；同时，因楼观道士佐唐有功，赐赏丰厚，并对道教采取了一系列扶植、推崇的政策。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，道教在全国各地也迅速地发展起来。

唐朝初期崇奉道教的另一个政治原因是利用道教来抑制佛教的发展。南北朝以来，魏武帝崇道排佛、梁武帝崇道尊佛、周武帝抑道毁佛，都成为社会政治中的大事件，都是政权斗争的产物。唐高祖和唐太宗虽然尊崇道教，但并不迷信道教，只是巧妙地利用道教为其政治统治服务。《旧唐书·太宗纪》曰：“南朝梁氏父子，志尚浮华，惟好释氏，老子之教，致使国破家亡，足为鉴戒。”武德八年（）唐高祖提出以中华本土之道教为先，儒教居中，佛教为末的三教序位，认为：道教能经邦致理，返朴还淳；教主老子，是唐宗室的先祖，李氏王朝的建立，实赖老君的功德。贞观二十一年（），唐太宗祭祀老子，下诏重申：“老君垂范，义在清虚；释迦贻则，理存因果。求其教也，汲引之迹殊途；穷其宗也，弘益之风齐致。然则大道之行，肇于邃古，原出无名之始，事高有形之外，迈两仪而运行，包万物而亭育，故能经邦致理，返朴还淳。”同时，朝廷还封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，下命朝内百官研习《老子》五千文，科举策试增加《老子》条目，设立宗正寺，掌管道士佛徒。由于政策的优惠，出家为道的人数激增，道馆林立，道教在全国很快地发展起来。

然而，佛教徒们也不甘示弱，围绕着道、佛二教教义优劣之争，华夷先后之争，老子西去化胡之辩的佛道争论由此展开。僧法琳等作《辩正论》驳斥道教，道士李仲卿作《十异九迷论》、刘进喜作《显正论》等反驳佛教。由于唐王室的支持，道教在辩论中取得了胜利。

盛唐时期的唐玄宗，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，自始至终地崇奉道教。随着道派的涌现，经典的编纂，宫观的兴建，仪轨的修订，道教逐渐成为国教，走向了全面发展的高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