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言大投宋哲宗所好。

说实话，宋哲宗对新法了解多少尚是疑问，但他对这帮投靠高太后的朝臣不满是实实在在的，只有换一批人，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皇帝。皇帝问杨畏：“先朝旧臣谁可召用？”时间才仅仅过去八年，当年新法健将多数尚在人世。杨畏一口气罗列了章惇、吕惠卿、邓润甫、王安中、李清臣等人，他还大大赞扬了神宗皇帝变法的伟大精神与王安石的道德情操。宋哲宗大受鼓舞，遂下诏重新起用章惇、吕惠卿等人。

政策变了，宋哲宗把年号也改了。公元1094年，年号由“元祐”改为“绍圣”，绍就是“绍述”，即继承的意思，“圣”就是指神宗皇帝。从年号的更改可以看出宋哲宗的决心，他就是要推翻旧法，把神宗变法发扬光大。

于是一大批新党人物迎来了政治的第二春，而旧党如刘世安、苏轼、范祖禹等纷纷被踢出中央。正所谓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，新党不必等上三十年，只用了八年时间，便卷土重来了。大宋的政治又为之一变，从“元祐更化”变成为“绍圣绍述”，新党全面把持朝政。

问题是，争议不休的朝政是否因此变得祥和？在新法与旧法之间折腾日久的国家是否从此长治久安呢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

问题出在哪儿呢？

大海航行靠舵手。在熙宁变法中，帝国航母的总舵手便是宋神宗，他胸怀大志，锐意进取，对旧法弊端有深刻的认识。而在绍圣绍述中，总舵手宋哲宗并没有父亲的魄力与才干，他起用新党人物，只不过是对旧党人物不满而已。熙宁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大公无私，立法尽管有问题，但基本出发点乃是富国强兵，为国为民。元祐更化中的复辟分子，尽管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，但在道德品行上并无亏缺，甚至被誉为“元祐诸君子”。而绍圣绍述中的新党领袖章惇、吕惠卿、曾布等人，在自身修养、道德人品上都不是无可指责的，他们意气用事，假公济私，迫害政敌，反攻倒算。

从宋神宗时代开始，新旧两党便势不两立，但是王安石与司马光这两个死对头，也仅仅只是政见不同，对事不对人，私底下都佩服对方的学问、人品。即便是司马光复辟，旧党掌权，也没有对新党进行人身迫害。可是在绍圣年间，新党的胸襟却远不及旧党中的士人君子。

已经去世的旧党领袖司马光、吕公著都遭到反攻倒算，章惇甚至要求把这两个“罪大恶极”的人开棺暴尸。宋哲宗虽没有同意，仍然下诏夺去两人的赠谥。对死去的人如此，对活着的政敌，新党更是磨刀霍霍，四处出击，甚至屡兴大狱。在元祐诸君子遭到流放命运后，章惇等人甚至主张将其斩尽杀绝，从肉体上消灭政敌。

在大宋开国之初，宋太祖曾经留有一条遗训——“不以言罪人”。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，宋朝并未发生历朝历代中难以避免的诛戮功臣的恶性事件，这个文明国度虽然武力并不算强大，但在仁慈方面超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。元祐旧党之所以大难不死，得益于皇帝张开保护伞挡住了射来的冷箭，宋哲宗虽不算是英明过人的皇帝，仍然坚守太祖皇帝的遗训：“朕遵祖宗遗志，未尝杀戮大臣，其释勿治。”正是这个指示，才把迫害旧党的行动约束在一个合理的范围。

装着变法的瓶子表面上是旧的，可是里面的酒却已变质。新法的目的与其说是发愤图强，不如说是耍政治阴谋、争权夺利的工具。帝国滑向深渊的命运，已然是不可改变了。

二六　宋徽宗：皇帝与艺术家

宋哲宗是短命的皇帝，他十岁当皇帝，在位十五年，二十五岁就死了。哲宗去世后，他的弟弟赵佶被推上皇帝宝座，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宋徽宗。宋徽宗之所以著名，有两个原因：其一，他是中国皇帝史上首屈一指的艺术家；其二，他是大宋王朝历史上有名的昏君。

有些人天生不是当皇帝的料。南唐后主李煜如此，宋徽宗赵佶也是如此。这两人的共同点实在太多了。李煜是大词人，一曲《虞美人》传诵至今，仍旧是诗词史上最动人的篇章；而宋徽宗则是大书法家与大画家，他的瘦金体书法与花鸟画，在艺术史上占据一席重要地位，他对艺术的贡献，要远远多于对国家的贡献。可以说，他们的专业都在于艺术，而不在政治。身为一国之君，沉溺于艺术领域，必顾此而失彼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：“天才也怕入错行”，李煜与宋徽宗都是天才级的人物，可惜的是，两人都入错行了。他们的生活空间，应该是在书房画室，与琴棋书画为伴，而不是坐在皇帝的宝座上，呆若木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