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——《牧民》

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——《权修》

大者王，小者霸。——《五辅》

众胜寡，疾胜徐，勇胜怯，智胜愚，善胜恶，有义胜无义，有天道胜无天道。——《枢言》

凡五谷者，万物之主也。谷贵则万物必贱，谷贱则万物必贵。——《国蓄》

匹夫为鳏，匹妇为寡，老而无子者为独。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，父母为独。——《揆度》

特别是前三条，小学生都能倒背如流，可见管仲思想之于后世的巨大影响。

《管子》洋洋洒洒八十六篇（现存七十六篇），数十万字，但关于管仲的施政纲领，在《小匡》中记载得最为详细。这也是齐桓公姜小白在与管仲一笑泯恩仇后，以学生之礼请问管仲何以治国时，管仲的回答。这段问答，姑且称为《君臣问对》。

在《君臣问对》中，管仲首先讲的是君王治人之术，具体怎么做，实际上就四个字，“赏罚分明”。管仲的原文是“劝之以庆赏，纠之以刑罚”。通过有效公正的赏罚制度，稳定人心，然后才能施政。

管仲是历史公认的法家鼻祖，他关于法术治国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历史，晚管仲三百多年的韩非就是管仲的忠实崇拜者，《韩非子·二柄》几乎就是管仲法术思想的后现代版解读。

姜小白问管仲：“何以御民？”管仲的回答强硬有力：“在于六秉，即杀、生；贵、贱；贫、富。”不过管仲没有韩非那么重的杀气，动辄喊打喊杀，《韩非子》一书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。

韩非更侧重于法术，而管仲则要考虑经济发展之于社会安定的重要性。没有良好的经济基础，也就不可能有社会安定，这正是管仲所说的“仓廪实则知礼节，衣食足则知荣辱”。百姓都吃不上饭了，还讲什么以法治国，完全是空中楼阁。

关于管仲的经济思想，一言以蔽之：富民主义。

这是管仲比韩非看得更透的地方，特别是在《五辅篇》中，管仲讲了一段极富人性哲理的谈话，原文是：“夫民必得其所欲，然后听上；听上，然后政可善为也。”社会安定与否，其实评判标准再简单不过，就是管仲所说的这个标准。

关于“欲”，儒家推崇仁义道德，强调个人对物欲的节制，而法家又推崇物质刺激，强调以利诱人，忽略了社会教化功能。管子是法家，但他的“法”属于轻法，因为管仲在强调人的动物性（追求物质）的同时，更注重人的社会性（仁义道德）。

儒家说性本善，法家说性本恶，都有道理，又都有偏颇之处，只看到了硬币的各一面。管仲的伟大就在这里，他看到了硬币的两面。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是有物质欲望的，这是社会教化的基础。